高成本时代下越走越远的农业发展杯盖花科

高成本时代下越走越远的农业发展

近10多年的经验表明，在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和农业劳动力供给下降情况下，我国农业产出必然会越来越多地依靠投入获得增长。面对农业高成本时代的到来，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做到有效应对。

我国农业已进入高成本时代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，我国农业投入产出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，最突出的就是各类农产品投入量的增长普遍高于产出的增长，农业的收益率出现了趋势性下降。从1995年到2011年，我国三种粮食、大豆、油料、棉花、糖料、蔬菜等6类农产品每亩产出量分别增长了29.1%、32.8%、36.6%、-2.8%、26%、26%，而同期每亩投入量即总成本，按照可比价格计算，分别增长了110.2%、91.8%、83.5%、80.5%、102.6%和124.6%。每亩投入量增长都在产出量增长的1.3倍以上，其中大豆达到了3.8倍，蔬菜2.9倍，三种粮食2.8倍。

近年来，我国农业生产成本逐年增长，不断挤压着本就微薄的利润空间。生产成本之中，除了农资价格上涨、土地流转成本上升外，劳动力成本的迅猛增长占了大头。

7月21日起，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，湖北大部地区进入“蒸煮天气”。在应城市义和镇二湾村，种粮大户丁水坤有点上火——农忙时雇个工人工资高点也就罢了，最愁人的是开了高价也雇不到工。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好几年，今年他下定决心：年底一定要买台插秧机，再也不想受这份气了！

雇工价格猛涨，种粮大户叫苦

人工成本两年涨了近百元，农忙时高工钱也招不到工

“今年，人工成本涨得太厉害了！去年一年雇工花了不到7.7万元，可今年到现在就已经支出了13万多元。” 刚从地里回来的丁水坤还没落座便不住抱怨，“前年雇一个工只需一百七八十元，去年是二百二三十元，今年雇人光工钱就要200元，再加上三顿饭钱、来回交通费和一包烟钱，一个人一天要260到270元。不到两年时间，工钱涨了100元。”

应城市农业局提供的“中稻插秧人工成本情况”也表明，今年该市北部地区雇工成本已经涨到290元到310元一天，南部地区达到240元到260元一天。而在2012年，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90—210元和150—170元。

丁水坤分析，能来干活的人基本上家里也有地，只有先把自家的种上了才能出来帮工，而且越到农忙，越招不着人。他说，现在农村的粮食合作社越来越多，这让农村本就不多的剩余劳动力更加捉襟见肘。“他们雇人一天工钱才140元，但是是长期的，每天都有活干。虽然我这里工钱高，但就农忙时那几天，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来。”

今年，丁水坤和另外两位农民在义和镇一起流转了976亩土地，“上个星期，水稻需要打药、施肥，260元一天的工钱在我们村都没雇到人，最后我跑到隔壁的杨岭镇好不容易才找了18个人干了两天。”

丁水坤感觉，不仅雇工越来越难，而且雇的工人“要求越来越高”。“给自家种地的时候，从早忙到晚干一整天都行。但到了我这里，一天最多干7个小时：早晨5点到上午9点，下午5点到晚上8点。”

“现在挣钱的涨幅远远跟不上雇工成本的增速。按去年来说，我们水田一亩纯收入500元、旱地纯收入300元。”丁水坤算账，种一亩地的成本中，人工成本占到了1/5多。

应城市农业局局长徐金钟介绍，当地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，2013年全市中稻亩平产值1484.59元，其中生产成本达到816.41元，一亩地的纯收益仅为668.18元。“在生产成本中，人工成本达到269.02元，占总成本的1/3，比2012年增加了35元多。”

散户农忙回乡，平时外出打工

耕地面积小，还有各种农机帮忙，没必要雇人

在应城市汤池镇陶贾村，村民陶利容的日子要悠闲很多。

陶利容家有40亩土地，她一年有八九个月在家务农、照顾年迈的婆婆；其余时间，会出去打工。“就做保洁之类的工作，一个月能赚2000多元。”

陶利容的丈夫陶军祥，从2002年开始就在广州打工。但时至今日，每年两次农忙时节，他都会向老板请假：一次是插秧、一次是收获。他说，每次一个月的假期，也就忙20天左右，剩余时间要么陪老人，要么就在村里转转拉家常。

陶军祥现在广州一家工地上做施工质量监督员。“我们的工资不是很稳定，多的时候有万把块钱，少的时候只有三四千。”陶军祥说，从最近3年来看，工资涨幅并不大，平均下来每个月6000元左右。

两个月时间要用来打工，就是1.2万元收入。为什么还要回家种地？陶军祥说，看怎么算账了，跟花在地里的时间比，种地收入其实挺可观。“一亩地基本上能挣千把块钱，40亩地就是4万元，耽误两个月打工没啥损失。”

同样种地，丁水坤一亩纯收入500元，陶军祥却能赚到1000元，为何差别如此之大？

陶利容说，现在当地种地基本上都机械化了，插秧有插秧机、收割有收割机，只有打药、除草等田间管理时需要自己做，而且没必要雇人。当然，陶军祥并没有将夫妻二人的人工费、生活费等成本扣除，这也是他的收入高于丁水坤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陶军祥觉得，即便妻子整年在外打工、自己不请两个月假，也不过赚3.6万元钱，而且还要除去在外的租房、消费等成本，所以种地仍然很划算。不过，他也承认，种地主要是因为不舍得撂荒或者流转出去。陶军祥说，“我们不像年轻人以后可以留在城市发展，终归还是要回到农村的。我再干个七八年，就叶落归根了。”他坚持认为，即使有一天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了，守着土地起码不会挨饿。

陶军祥一家四口，22岁的女儿中专毕业后在深圳一家贸易公司干文员，19岁的儿子现在也在工地上当学徒准备子承父业。据了解，陶贾村1000多人口中，在外打工的占到一半多，在家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。“现在在家的这些人，都是最后一批种地的。在外打工的基本上把土地都流转了；在家的年轻人即便没有事做，也不可能再种地了。”谈到将来，陶军祥显得有些焦虑。

购置农机设备，减少雇工数量

提高机械化水平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，降低成本增加收益

各种成本不断上涨，有没有考虑过改种其他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？丁水坤说，如果种蔬菜，就必须种应景的蔬菜，但这样下来他和妻子一年最多只能打理三四亩地。“种粮食尽管面临很多成本的压力，但起码有收购保护价，风险要小很多。”

“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城镇化的推进，将来农村能种地、会种地的劳动力必然会不断减少，劳力价格上涨是必然的。”徐金钟认为，提高机械化水平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有力举措。“去年，我们抢抓国家增加农机购置补贴的机遇，加快农机装备配置。目前全市已有各类农机具3万多台套，主要农作物耕、种、收三大环节农机化综合水平达60.6%。”

陶贾村村民贾志平现在种了97亩地，其中流转土地将近50亩。他和陶军祥的看法不谋而合：“现在插秧和收割都已经机械化了，我农忙时不需要雇工人，日常的田间管理我们自家人就能搞完。”

丁水坤也添置了不少农机，以期尽量减少雇工数量来应对日益高涨的雇工价格。去年，丁水坤和另两家人种地的毛收入达到47.48万元，但购置2台收割机、1台耕整机就花了23万多元。“希望国家能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，我们买的收割机国家补了9万多元，但像施肥机之类的就没有补贴。”眼下，丁水坤正在比较插秧机品牌，准备年底就买一台。

“我还想再流转几百亩地，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农机设备的使用效率，另一方面是觉得只有进一步扩大规模才能多赚点钱。”丁水坤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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